农民运动理论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是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农民从封建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否则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农民问题是我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的提出，是邓演达政治思想及其主张的精华，也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主要观点：
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体、骨干力量
        邓演达认为，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解决了农民问题，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80％。他说：“我们要肃清封建势力吗？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吗？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所以农民起来，农民爆发了农村大革命，才能把中国的对象消亡。“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无论如何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农民占人口的多数，且受着沉重的剥削，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 。“广大的农民群众，散处在乡村，受着交通不便、文化低落的种种限制。然而他们受着封建政治及大地主与买办联合的压迫和剥削，感觉革命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自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显然，他正确地评价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
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农民能参加革命与否，必须看农民能解决土地问题与否” 。邓演达在《土地问题的各个方面》一文中着力论证了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没有老婆讨，最迫切的要求，便是要土地，向大地主要地。“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的的最重要的一种工作” 。“土地问题解决，才是农民问题解决了。” “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必不能成功。”
必须摧毁封建主义剥削制度，解放农民
        邓演达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邓演达在分析了近代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农民痛苦的来源，“就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剥削及帝国主义的压迫。”那么，农民要翻身解放，首先要摧毁封建制度。他说：“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如果作为封建基础的剥削农民制度不把它打碎，不把它解决，那么革命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农民解放的要求，就一定“要把封建的经济基础推翻，在政治上有乡村自治权，有拥护自己利益的农民自卫军，把一切盘剥他们的官僚、驻防军队及土豪劣绅打倒，再进一步使农业生产的方法，进步的生产力提高”。他认为，农民问题一解决，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就打倒了。他又指出：“我们为什么革命？就是为着要解放这一班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
局限性
        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错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看不到也没有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论著中，不主张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开展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运动，“而错误地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以后成立的第三党的是农民的救星。”同时，他主张用收买土地再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方案，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是不彻底，也是无法实现的。邓演达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的革命家，因而他不可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解决农民的问题。他有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不足为怪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应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