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论是他广泛地吸收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思想，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但并没有局限于任何一种理论框框，是建立在他流亡欧洲期间深刻的社会观察和刻苦地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他的一些主张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光辉意义。
没收帝、官、封的大企业，垄断资产为国家所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邓演达构想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后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方法，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从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还没具备，但是处在生产技术十分发达的今日，“如果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种由前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经济政策、过渡期的经济组织，“我们可以叫它做国家资本主义”。
        邓演达把他所构思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资本主义概括为：第一，集中。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群众在取得政权后，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把一切大产业、关键性产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产业由国家经营，奖励公营的企业，使发展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由国家及社会集积起来，不至于完全以利润、利息及佃租的形式落入私人所有，运用由国家集中的资本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二，干涉。为了促进全国产业的发展，适应广大群众的消费需要，允许经营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但国家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机关与财政政策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并使其逐渐地社会化。平民政权建立以后，立即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原则下建设国家资本主义。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提出，与他流亡欧洲期间注意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对他的影响。他的这一思想同毛泽东的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同中国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已为实践证明在相当程度上是具有高瞻远瞩性的。
社会主义市场论
        邓演达是国内外最早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1929年6月，邓演达在德国写信给中国国内的季方：“在理论方面，我目前集中一切力量去解决将来经济的中心问题‘市场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如何，可以决定我们最后的政治总纲领。”邓演达在流亡欧洲期间是关注和研究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沿理论。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维，也成了他思考在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群众在取得政权后，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社会现时还在前期资本主义的阶段—落后地区甚至于还滞留在封建的时期，生产及分配的机能，国家的集体经济还不能完全执行。所以，除国家资本的建设外，私人的工商业尚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令其有限制的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及分配的机能不至于窒塞，要这样才可以辅助国家集体经济的发育与成长。”而工商业者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他说：“我们认为中国工商业者，只要它们不是积极参严或支持反革命政权的，都应叫他们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或者认错了中国工商业的作用，那革命必然的要更经一度失败。”
        与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体系相适应，邓演达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1）大产业、关键产业、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和公营；
        （2）用国家权力及人民自觉的力量推行产业公营及合作社的组织，以免一切大产业事务集中于国家，导致管理官僚化的弊病更形扩大。并且可以养成生产者管理生产、经营产业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习惯，为将来生产社会化的阶梯；
        （3）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必须允许其存在，使之能辅助国有公有产业进行生产；
        （4）辅以一贯的财政政策控制私人资本，使资本逐渐的社会化，实行抽收累进的所得税、资本收益税、遗产税等，使全国人民负担水平，使产业向上发展。